第二十章 我错了
一个孩子考了九十八分,拿回家,父亲看了一眼,说:那两分呢?
父亲没打他,也没骂他,就这么一句。这样的一句,一年说几十次,说了十几年。孩子长大了,工作做得很好,谁都夸他;可他每交出去一份东西,夜里就睡不着。别人说“挺好的”,他听见的还是“那两分呢”。
后来他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女儿上小学,第一次考试,拿回来一张九十五分的卷子,高高兴兴地举给他看。他看了一眼,张嘴,说出来的是:那五分呢?
话一出口,他自己先愣住了。那是他父亲的声音,隔了三十年,从他嘴里出来了。女儿脸上的笑,一下子收了回去。
“我错了。”这三个字,人一辈子说过很多次,可真正从心里说出来的,不多。
人在对和错跟前,样子很多。
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,被人指出来。他的第一句话不是“我错了”,是:这不能全怪我。然后是一串理由:那天太忙了,别人也没提醒,规矩本来就不清楚,换了谁都会这样。说着说着,好像错的不是他,是那一天,是别人,是世道。
一个人不小心伤了一个人,心里很难受,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,说得对方都不好意思了。他还是停不下来,回到家,夜里睡不着,把那件事翻来覆去地想:我怎么会这样?我是不是一个坏人?
一个人说:我也没办法,我没得选。那一年的事,那一个决定,他说是被逼的,是形势,是命。他不愿意想,在那么多被逼的东西里,有没有一点点,是他自己那一下的手。
还有一种更硬的。一个人很清楚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,清楚得一点缝也没有。他看别人,一眼就能判:这个人是好人,那个人是坏人;这件事干净,那件事脏;这些人是正派的,那些人是下流的。他说话的时候,常常带着“应该”和“必须”:你应该这样,他不该那样,人就必须如何。他心里有一张很大的表,所有的人和事,都被他填进了格子里。
还有一种,是这本书自己也可能招来的:一切都在,都是在的一变,那还分什么对错?谁也不比谁更在,那好人和坏人,不也一样吗?放下分别心吧。
这些样子,有的推,有的揽,有的判,有的抹。它们常常护着同一个怕:怕被判。
怕被判成坏人,所以推;怕自己真的是坏人,所以揽,揽到睡不着;怕没有一个最后的判决,世界就乱了,所以自己坐上去,替所有人判;怕判来判去太累,干脆说没有对错,谁也别判谁。
推的,揽的,判的,抹的,心里都默认有一个位置:一个最后的、坐在上面的、定性的位置。有人想坐上去,有人怕被它判,有人想把它拆掉,好让谁也判不了谁。
先问一问:在判不判?
前面说过:在不等谁批准,发生从来不等批准;没有允许,也没有不允许。那句话留了一个问题:既然这样,发生了的,是不是就都算好的,都可以由它去?
不是。可这个“不是”,要说准,不然又会立起一个审判的位置。
在上,没有该和不该。雨落在好人的屋顶上,也落在坏人的屋顶上;太阳照着庙门,也照着监狱的墙。一个大人打一个孩子,在;另一个人冲过去把孩子护在身后,也在。它们一样在,没有谁比谁更在。在不替哪一件说好,也不替哪一件说坏;它不站在一切上面,给发生打分。
可“该”和“不该”,也不是假的。它们长在这一处。孩子挨打,疼的是这一处;冲过去的那个人心里一紧,那一紧也在这一处;“这不对”三个字,从他嘴里出来,还是在这一处。对错不是从在的上面判下来的,是在里面,人这一处,碰着疼、碰着后果,自己长出来的。它和疼一样真,和那一下伸手一样真。
所以,在上一样,不是好坏一样。一个人要是说:既然都在,打孩子和护孩子就是一回事;那他是把“在上一样”,偷换成了“好坏一样”。存在,不等于合理。那个被问了十几年“那两分呢”的人,夜里睡不着,是真的,在;这时候要是有人对他说:一切都在,这也是在的一变,看开一点,接受它吧;这话听着像道理,是把在说成了一句判词:在,所以好,所以该受着。在从来不说这一句。“一切都在”这句话,从来不是拿来封住疼的人的嘴的。
单位里有人拿了同事三年的功劳,被揭了出来,大家议论纷纷,有个人在旁边笑笑:何必呢,谁对谁错,都是分别心,放下就好了。被拿走功劳的那个人还坐在角落里,三年里熬的夜、写的东西,被换上了别人的名字;她听见这一句,脸一下子白了。那句话,是拿一个很高的道理,把一件看得清的事抹掉了;抹掉了,那份重量也没有消失,它落到了最没力气的那个人身上。
那对错从哪里来?
不是从天上掉下来、悬在一切之上的;也不是在本身自带的一把尺子。对错是在在里面长出来的:人在碰撞里分出轻重,在后果里分出好坏,在一回一回的经历里,攒出一套“该”和“不该”。
对错落在在和在碰着的地方,落在碰出来的后果里。碰坏了对方的边,让他疼,常常就是错;让对方松一口气,能接着在下去,常常就是好。可疼和松快,只是对错落下来的地方,还不是对错本身:一场手术会疼,拦住一个要伤人的人,也会让他难受;一句骗人的好话,倒可能让人当下松一口气。分对错,还得看事情是不是真的,伤害能不能避开,当事人愿不愿意,眼前和长远各落下什么。它不悬在在之上,它就在碰里,在一处一处的担当里,所以分得清,也分得出轻重。
人为了把对错分清,做了很多东西:规矩,法律,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分寸。它们都是在里长出来的;它们会有疏漏,会过时,会在一些时候不公平,要一回一回地改。有人因此说,既然规矩都是人定的,就没有什么真的对错。这跳过了一步:规矩是人定的,规矩想要说清的那些疼和那些松快,不是人定的,它们在碰里实实在在地发生。规矩可以写错,疼不会因为规矩写错就不疼。
在不判,所以人这一处的判,才一条一条地写,一回一回地改,从来没有一个最后的版本。
那“允许一切发生”和“判对错”,是不是打架?
不打架。前一句说的是:没有一个站在在的门口的人,审批谁能存在、谁不能存在。后一句说的是:在在里面,在这一处,人看见一件伤人的事,说“这不对”,伸手去拦。这一句“这不对”,这一下伸手,不是从门口发出来的审批,它是在里面正发生的一件事,和那件伤人的事碰在一起,碰出了后果。判,也是在的一回。
那个坐在上面、拿着一张大表、把所有人填进格子里的人呢?
判一件事对不对,和判一个人是什么,是两回事。
一个做了坏事的人,他做的事是错的,这件事的后果,落回他这一处,由他来担。可他没有因此变成一个不在的东西,变成一件可以随便处置的物件。人和人吵到最凶的时候,常常先做一件事:把对面的人说成不是人,说成虫子,说成垃圾,说成东西。对面一旦不再是一回在,什么都下得去手了。
在上一样,守的就是这一条底线:错,可以分得清清楚楚;在,谁也不能把谁开除出去。
干净和脏,圣和俗,高和低,也是这样。一件事可以是脏的,一个做法可以是下流的,一个念头可以是卑鄙的;可没有一回在,被最后定成了“脏的在”,从此不算在了。那个一眼就能把人分成好人坏人的人,他那张表,是从他那一处看出去画的;画得再细,也只是一处的画。那么高的地方,本来就没有;替所有人定性的位置,也没有。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说这一件对不对,然后去做,这是他这一处的事。
人也会把这张表对着自己。那个说了无数遍对不起、夜里睡不着、问自己“我是不是一个坏人”的人。
他做错的那件事,是错的;道歉,弥补,记着下一回不再这样,这些都落在他这一处。可“我是不是一个坏人”这一问,是把一件事,变成了一张给自己的最后判决书。没有这样一张判决书。他是一回在,做了一件错事;这件错事在过了,改不掉;可他这个人,没有因此被定成什么,他还在一路生,下一回,可以不一样。
推和揽,看着相反,底下是同一回挑。推的人认的是那个好的我:“我不是那种人,那一下不是我,是那天太忙,是别人害的。”做错的那一下,他不认,于是要把它推到场里去,推给天气,推给别人。揽的人认的也是那个好的我,只是推不掉,就反过来,把做错的那一下当成了一张底牌:原来我一直是坏的,那个好的我是装出来的。一个不认那一下,一个把那一下认成了全部;两个都在找那个“真正的我”,一个说它是好的,一个说它是坏的。
可做错的那一下,就是你,整个是你,不是一时糊涂、被别的什么附了身;所以它有地址,推不出去。它也只是那一下的你,不是一张底牌,一翻开就露出你一直以来“真正的”样子;下一下来了,道歉的那一个是你,弥补的那一个是你,下一回把话咽回去的那一个,也是你。没有一个藏在后面、等着最后定性的你,被这一下判成好人或者坏人。每一下都整个是你,所以每一下都担得起;每一下都只是这一下,所以哪一下也判不死你。
那推的人呢?那个说“不能全怪我”“我没得选”的人?
超市里人挤人,一辆推车在拐角撞上了货架,一摞罐头哗地倒下来,砸在一个老人的脚面上。事后推车的人会说很多:拐角太窄了,货架码得太高了,地上刚拖过,有点滑,前面那个人忽然停住了。
这些都是真的。那一下确实是在一个很大的场里发生的;一件事,从来不是一处单独弄出来的。可推着那辆车的那双手,在他那一处。
共同发生,不等于共同负责。场里的每一样,都在它自己那一处,担它那一处的分量:货架码得太高,是码货那一处的事;地太滑,是拖地那一处的事;那双手推着车拐过来,是他这一处的事。要是一个人可以同时在所有地方,谁也找不着他,他什么也不用担;他只能在这里,他做的事才有一个地址,别人才能找上门来说:这是你。
他会说:我那一处,也是被那么多东西推成那样的。我的脾气,我的家,我那天的烦,没有一样是我自己挑的;那我还选了什么?
这一问很深。能答的是:选,也是在里生出来的一种样子,它不站在一切牵扯外面,从一片空白里凭空落下来;它也确实被许多东西推着。可被推着,不等于没有选:那一刻,在他这一处,那双手往左还是往右,慢一点还是快一点,确实是在他这一处生出来的。选择不必是从外面插进来的一个绝对的起点;它只要是这一处自己的一下,就够了。
为什么够?担责任要的,本来就不是一个站在一切牵扯之外的起点。它要的只有三样:这一下是从哪一处出来的;它的后果落回哪一处;下一回,这一处能不能不一样。一个人被找上门来,是因为这一推是在他这一处起的;也只有在这一处,下一回,才可能推得慢一点,往右一点。
这个道理也朝另一头用。有一个母亲,孩子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,后来落下了一点毛病,她一辈子都在怪自己:要是那天早一点送医院,要是那年冬天给他多穿一件衣服。她把那场病的每一处,都揽到了自己这一处。那场病也是在一个很大的场里发生的:那年的流感,那天医院排的长队,孩子自己的身子,她自己那一点疏忽。她那一处,也许有一点;只有那一点,别的那些处,都不归她。
在哪里,分量就在哪里:不多推一分出去,也不多揽一分进来。
还有更大的碰撞。人砍了林子,脏了河,林子和河没有站在外面,人也没有站在外面;人和人打仗,你死我活,两边吃的是同一片地上长的粮食。有人说,这都是同一个在里面的碰撞,谁也没有在外面。这话对。可这话不能说成“所以都一样”“所以都算了”。在一个在里面的碰撞,伤也是真的伤;砍了的林子,是真的没了;死了的人,是真的死了。谁也没有站在外面,正是因为这样,每一处的手,都有它的地址;每一处的分量,都落在这一处。
草原上,也一直在碰,也有后果,可没有谁判。
一只狼扑倒了一只鹿。鹿死了,狼和它的小狼吃饱了。草原上没有一个法官,没有谁说狼错了,也没有谁说鹿活该。第二年,鹿少了,狼也就饿了;狼少了,鹿又多了起来,把草啃得精光。这一大片草原,一直在这样碰来碰去,有来有回,没有谁判,也没有谁停下来。
一条狗小时候去惹一只刺猬,被扎了一鼻子血。它没有想过“我错了”,可从那以后,它见了刺猬就绕着走。后果落在它身上,它这一处就变了。
一条河发大水,冲垮了下游的村子。河没有错,也没有对;它只是在那一年,那么多雨水,那么陡的山,一起碰出了那一场大水。村里的人后来修了堤,改了河道,把房子挪到了高处。
这些在,没有一个坐在上面判。它们碰,碰出后果,后果再碰回来,一直在动。人和它们一样,也在这一大片碰来碰去里;人和它们不一样的地方,是人会判,会说“这不对”,会自己去拦、去改、去道歉、去修堤。这是人这一处长出来的、很要紧的一样东西。它不是从门口审批在,是在里面,人这一处,正在担着的事。
那个说出“那五分呢”的父亲,那天晚上去了女儿房间,在床边坐下,说:九十五分,很好。今天那句话,是爸爸说错了。女儿点点头,没说话,背过身去睡了。
过了半年,又一次考试,那句话又到了他嘴边,他咽了回去。再后来有一回,没咽住。
那句话从三十年前传过来,有它的来由。来由是真的,错也是真的。它在,它不合理。停不停得下来,没有现成的答案;停不停,都落在他这一处。